这是一篇报道，也是一份档案，记录了在刚刚胜利结束的“十一五”，中国标准化领域的变化。
这些变化体现在越来越大的标准影响力里，体现在越来越普遍的标准思路里，体现在越来越快速的标准应对里。我们试图用自己的笔和心，记录下这些看不见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的变化，并从中找出变化的路线和下一次变化的迹象。
2010年12月14日，当上海市的白领黄先志像往常一样，上班后开始上网浏览新闻时，一则题为《我国1.4万余家星级饭店将实施新星级标准》的新闻迅速映入眼帘，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点击标题、打开链接，手指轻轻移动鼠标，黄先志立即饶有兴致地开始阅读起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作为国内一家知名连锁酒店的中层人员，了解与酒店行业相关的新标准，已经成为黄先志工作内容的一部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关注与酒店产业相关的各项标准，尤其是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。
“一方面，这些标准也会影响到我们行业，因为食品行业也是酒店产业链的一部分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，民以食为天，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，对于确保我们吃得安全和吃得放心，至关重要。”入行8年，黄先志明显感觉标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和作用越来越突出：“说实在的，以前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，我都很少关注标准，感觉标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，应该是酒店质量部的同事才会对它感兴趣。但最近几年我突然发现，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工作中，标准已经成了常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在著名搜索引擎百度上以“标准”为关键词进行了搜索，仅需0.26秒，就能找到相关网页约1亿篇，内容涵盖标准的方方面面。如果说多年前标准还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更多的只是技术人员和标准化工作者的“小众”课题，那么时至今日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，标准早已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，成为一个“大众”线年间，标准的地位和角色，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。
2010年11月初，一则关于“植物奶油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，增加心血管的患病风险”的消息，引发了全社会对植物奶油质量安全的关注与争论。
当从单位领到“植物奶油”质量安全追踪报道的选题任务时，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王冬亮的第一反应是，我国是否有植物奶油的相关标准。这样的报道思路，在之前“紫砂壶”和“麦乐鸡”质量安全之争的报道中，他同样采用过。文科出身的王冬亮觉得标准是很难弄懂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每个标准的背后包含的都是技术，他最头痛的就是技术。但随着质量安全事件不断成为新闻的热点，他慢慢发现，标准的地位和角色也在跟着发生改变：从“幕后”走向了“前台”，“生活”在了聚光灯下，成为了媒体追踪的“宠儿”。
王冬亮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忆发生在2007年的牙膏二甘醇事件上。2007年5月，美国媒体报道我国出口的两款牙膏被查出含有二甘醇以后，我国牙膏企业在境外先后卷入二甘醇风波。与此同时，国内的媒体也围绕牙膏二甘醇的安全问题，展开了追踪报道。
在追问二甘醇是否安全的过程中，王冬亮发现，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应的标准进行限量规定，而且二甘醇也并不是强制检测的项目，缺少相应的检测标准。
于是，围绕着二甘醇的标准问题，王冬亮进行了深入报道。这样的报道，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，更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。国家质检总局发出了《关于禁止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的公告》，禁止我国企业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，并宣布禁止含有二甘醇含量的牙膏进出口。同时，国家标准委要求相关部门立即制定《牙膏中二甘醇的测定方法》应急国家标准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《牙膏中二甘醇的测定方法》应急国家标准通过专家审定，并形成报批稿，二甘醇从此告别历史舞台。
随后，无论是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，还是强生的“质量门”、蒙牛的OMP（造骨牛奶蛋白）、无烟锅的造假、曲美产品的召回等，每个新闻的背后，似乎都没有离开对标准的热情关注和深度挖掘。难怪有媒体评论指出：如今，我们似乎已经处在标准构建的世界，面粉增白剂的使用有标准、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有检测标准。有问题，立标准，这似乎已经成了工业化社会中处理某些问题的标准反应。
“我个人的感受是，标准跟制度一样是个‘框’，只要出事，大家先找原因，实在找不着原因，就说是制度或标准缺失的问题。虽说制度和标准是两个‘框’，但管的东西不同。标准管的多是和生活相关的，如衣食住行。特别是2008年食品安全成了热点后，标准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因为大家的逻辑是：有了标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”王冬亮说。
和王冬亮一样，标准也是中央级行业报记者安永龙报道的重要内容，不过他更关心的是电子信息行业的标准。
5年来，他见证了我国在这方面标准制定的众多辉煌事件：自主知识产权的3G（第三代移动通信）标准TD—SCDMA成功跻身为国际标准，4G标准也有了中国标准的声音；闪联标准成功成为全球3C（通讯、电脑和消费电子产品）设备协同领域首个国际标准；AVS（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）填补了我国音视频标准的空白等。同时，他也看到了中国标准的艰难：WAPI（无线局域网）冲击国际标准失利、DVD产业因标准缺失完全受制于人……
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佟亚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，目前的“标准热”是好的趋势，是企业走向现代化的表现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，从产品到品牌，再到标准，这是一条良性的轨道。有更多的企业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生产，那离国际标准的距离也会逐渐拉近。
“一流企业做标准、二流企业做技术、三流企业做产品”，这句在坊间广为流传的箴言，在“十一五”期间被很多企业奉为准则，也成为标准地位变迁的一个缩影。
2010年9月21日，正泰仪表总工程师李向锋应邀参加MT19—《电量变送器》（IEC60688）等标准的讨论。这是正泰又一次参与国际电工委员会（IEC）标准制定。
在正泰集团看来，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创造”的改变中，首当其冲的是要争夺制造权利。而这一利器，其一是靠专利，二是靠标准。只有掌握了标准制定的主动权，才能拥有争夺市场的线;为了掌握标准制定的话语权，正泰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国际、国家、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之中，并在全国电力、机械、铁道等多个行业中的低压电器、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、高原电工产品环境技术等多个专业化标准化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角色，这一系列的举措，大大提高了正泰在行业中的地位，也为标准化工作做出了相应的贡献。
2005年，当曾创造出“双高效”空调的空调制冷专家郑祖义“低调”加盟志高空调，出任“二把手”常务副总裁一职时，这位清华大学第一代制冷专业的博士后，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：应对即将于2009年实施的我国空调新能耗标准。原来在2005年我国定频空调政策颁布实施的时候，已经预告了将会在2009年对节能降效指标进行升级。虽然当时除了以节能空调为重心且技术成熟的日本企业外，本土企业纷纷持反对意见。但郑祖义心里明白：空调作为能源消耗品，如何把空调制冷（制热）功能发挥好的前提下，实现能耗的有效降低，是空调产品乃至行业技术研发的方向与主流，也是全行业恒久的追求。
于是，在郑祖义亲自带领下，志高空调开始积极推动公司内部的节能技术改造，将新材料和强化换热技术应用到空调换热器上，极大的降低了空调成本和提高换热效率，使换热器成本降低25%，与原来的系统相比，可以节能30%左右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。
“我们要追求单位消耗制冷量提高——每多用1公斤材料，就要提供更大的制冷效果。”郑祖义说，消耗同等材料情况下，志高的要比其他品牌制冷量更大。正是节能技术突出，让志高被国家标准委指定为所有空调能效样机的提供者。
志高空调研究院新技术研究所博士龙建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自2005年郑祖义加盟志高后，公司开始加快建立和完善研发以及奖励制度，极大地提升企业在节能、减排技术上的突破。“公司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技术创新，每个项目获得突破后，公司都会对项目的具体负责人进行奖励，对企业研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。”他说。
虽然原定于2009年3月发布的新能效标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推迟到2010年6月1日才开始正式实施，但新能效标准的改变还是显而易见：定频空调能效等级被划分为3级，其中的3级能效水平相当于之前标准的2级能效，2级能效等级相当于之前的最高能效等级，而新的1级能效标准则基本上达到了定频空调能效比的极限值。新2级能效即现行的1级能效成为评价定频空调产品是否节能的入门要求，而新3级能效即现行的2级能效则成为定频空调产品入市的最低门槛。现在市场上的3、4、5级定频空调则被禁止生产。
郑祖义表示，空调能效标准的升级，是国家实施“节能减排”战略的需要，也是我国履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承诺的需要，同时，还是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、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需要。我国能效标准的升级，是行业节能技术的一个最佳竞技平台，谁在高效节能技术上处于领先，谁就能占据优势，谁就能游刃有余。
空调能效标准对我国节能降耗的贡献，只是标准在节能方面“角色”转换的一个缩影。“2010年发布的新房间空调能效标准，能效比提高了23%，预计标准实施后，可年节电33亿千瓦时。”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说。
作为“十一五”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在顺利完成20%的节能减排指标的过程中，标准的地位逐渐从以往的“配角”变身为“主角”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能效标准的实施，就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据预测，从2006年到2010年，能效标准的有效实施可累积节电292.5TWh（1012KWh），折合1.42亿吨标准煤。
另外，“十一五”期间，我国共批准发布了22项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，内容涉及钢铁、有色、建材、化工和电力五大行业，覆盖的产品则包括了粗钢、电解铝、铜冶炼、水泥、玻璃、陶瓷、合成氨、铁合金、火力发电机组等22种产品。这些标准是我国首次制定，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标准化组织都没有类似的标准，开了节能管理的先河。
“当听到企业反映，自己的货物因多环芳烃（PAHs）有害物质超标，被德国海关扣留甚至在超市要求下架时，我感到非常惊讶。”回忆2005年夏天时发生的情形，张传福觉得仍然历历在目：“因为当时国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标准，对多环芳烃要求进行检测。”
但事情却远没有结束。自德国之后，多环芳烃事件开始在欧盟蔓延。宁波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出口到比利时的24886台、价值62万美元的电动工具遭遇进口单位退运。退货理由是货物的部分机壳、电源线等部件中含有多环芳烃有害物质，且含量严重超标，比利时的客户要求将货物退回中国返工整改。
2006年7月1日，欧盟《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》（简称“ROHS指令”）正式实施。在此前，欧盟已经正式实施了《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》（简称“WEEE指令”）。由于在环保和材料方面提出了新的要。
